典型案例!自贸区新型审判案件裁判规则(覆盖公司纠纷、电子商务、小贷金融、运输保险_ayx爱游戏体育APP下载|登录页面官网下载

客户案例

产品展示

ayx爱游戏体育APP下载:典型案例!自贸区新型审判案件裁判规则(覆盖公司纠纷、电子商务、小贷金融、运输保险

发布时间:2022-09-07 18:25:11来源:爱游戏ayx登录页面 作者:ayx官网下载

  7月12日,我院召开新闻通气会发布10件自贸审判典型案例。案例涉及公司纠纷、电子商务、小贷金融、运输保险、知识产权等,集中反映了法院在自贸审判中的典型做法和创新机制。

  四川某贸易公司系四川自贸区青白江铁路港内专门从事大宗货物贸易的企业,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系一家专门从事俄罗斯木材贸易的大型跨境公司。2019年5月14日,双方签订《采购合同》,约定四川某贸易公司向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购买100个火车集装箱俄罗斯进口木材。合同履行中,四川某贸易公司先后向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支付了货款500余万元,并接收了第一列51个集装箱木材,但因卖方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逾期交货,且货物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等,买方四川某贸易公司向法院提出解除案涉合同、支付违约金、退还预付款等诉请。诉讼中,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以买方存在迟延收货、迟延付款等问题,向法院提出解除案涉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反诉请求。

  四川自贸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货物交付地点及方式符合《采购合同》约定,并不存在迟延交货情形。涉案木材为天然树木初加工而形成的板材,存在开裂、结痂的情况通常属于自然现象,这种情况仅会影响木材等级的确定,并不一定说明木材质量不合格。此外,双方在《采购合同》中约定“质量标准:执行国标”,合同解释上应理解为木材质量标准执行我国国家标准,而不应适用俄罗斯木材质量标准。本案中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四川某贸易公司存在拖延、拒绝收货的行为,以及其主张的损失与四川某贸易公司收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故作出一审判决:案涉《采购合同》解除,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向四川某贸易公司退还预付款50万元,四川某贸易公司向绥芬河某进出口公司支付违约金903.71元。宣判后,四川某贸易公司提起上诉,后撤回上诉。现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系四川自贸区内首例跨境大宗货物贸易纠纷案,发生在我国大力推动中欧班列尤其是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发展背景下。本案审理中通过严守契约自由,尊重国际交易惯例,明确了集装箱货物交易中“掏箱入库”等交易规则的认定;通过对中国林科院标准制定专家的深度访谈,进一步明确了涉及国际货物交易的质量标准认定,从而厘清跨境集装箱货物交付、跨境大宗货物质量标准适用等问题的裁判规则,并以此推动中欧班列跨境大宗货物交易规则的公平、高效、可预期,充分彰显了司法个案对自贸区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优质服务保障。

  国际货物贸易是我国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方式,相关的强制性法律规定较少,法院在审理国际货物贸易纠纷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治,探究当事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对于约定清楚、权责明晰的,应当判令严格遵守;对于双方存在分歧、表述不确定的,应当查明国际货物贸易规则,结合行业领域通晓的交易习惯,进行客观、合理、科学的解释。本案所涉货物买卖合同内容过于简单,对于关键权利义务的划分不够明确,当事人在合同履行及争议解决过程中的规范性也有所欠缺。对此,自贸区法院进行了认真的事实认定和法律探究,针对争议较大的措辞和术语(如“质量标准:执行国标)结合惯例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对于木材本身存在的天然瑕疵与符合质量标准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认定,体现出了裁判的高水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数量和规模逐年攀升,但国际经贸关系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相关法律纠纷多发,缔约和履约中的瑕疵容易引发国际争议。对此,一方面应当提高涉外企事业单位法治建设水平,规范业务流程,在实体和程序上充分管控涉外贸易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司法审判指导,在重点行业领域树立典型案例,提高涉外司法裁判示范效力和法治服务整体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2020年1月23日,成都某药房工作人员陈某与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采购员王某口头约定以每个1.5元的价格采购10000个一次性使用口罩。当日,成都某药房向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支付了15000元货款。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通过网络卖家陆某订购了口罩。相关货物发到王某的住处后,王某委托其父于2020年1月27日晚将该批口罩当面交给了陈某。2020年1月28日早8:30,王某电话告知陈某这批口罩有问题,要求暂停销售并退货。但成都某药房未停止销售,而是在当天上午10点开业经营,开始销售这批存在商标仿冒问题的口罩,并迅速被消费者举报。当日11:26左右,经相关部门突击检查,举报情况属实。之后,市场监管部门认定,成都某药房存在销售明知是假冒他人商标的伪劣口罩的违法行为,以及在接受行政机关调查时存在隐瞒推诿行为的行为,被处以罚款20万元,并罚没未销售的假冒口罩。因此,成都某药房以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已被行政机关另处罚)向其销售口罩系假冒产品,造成其货款损失1.5万元及被罚款20万元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赔偿上述损失。

  四川自贸区法院认为,关于口罩被罚没造成的货款损失1.5万元,是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违约造成的直接损失,应当判令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予以赔偿。但是,行政机关对成都某药房的罚款20万元的处罚,是针对成都某某药房的故意销售假冒防疫物资、被查处时故意推诿隐瞒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一方故意的违法行为,足以阻断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本案原告成都某药房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进而造成的损失,在法律上是其自身故意违法行为所导致的。原告的违法行为足以阻却其被行政处罚与被告违约行为间的法律上因果关系。因此对成都某药房的该索赔主张,依法不予支持。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判决:四川某生物科技公司退还成都某药房货款1.5万元;驳回成都某药房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些不法生产者、销售者趁机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牟利,应当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虽然伪劣口罩的生产者、批发销售者应依法予以打击,但在法律上并不因此减轻、免除终端销售者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依法支持行政机关对终端销售者违法违规的查处措施。四川自贸区法院通过本案裁判明确了以下规则:医药、医疗器材销售者违背基本的质量核验义务,对于明知防疫物资存在假冒伪劣的情形,仍然故意销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该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罚款的损害后果,不得通过民商事合同纠纷诉讼进行转嫁。这一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的确立,有利于从民事法律关系上明确医药、医疗器材终端销售者对向消费者销售的医药、医疗器材的质量进行必要的核验义务,同时强化行政机关在防控疫情背景下对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经营者处罚的威慑力。本案模式可为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借鉴,具有参考价值,也体现了民商事审判对国家抗疫斗争法治保障所作出的应有贡献。

  本案中,法院基于原告的损失与被告违约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原告向被告主张的两笔赔偿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法院区分了原告的两笔损失:1. 原告因被告违约提供的商标仿冒口罩,而遭受的货款损失15000元;2. 原告由于销售了被告提供的商标仿冒口罩,而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的200000元。对于第1笔费用,是被告违约向原告提供商标仿冒口罩后,被行政主管机关罚没而导致的的直接损失,法院认定该损失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对于后者,则是行政机关针对原告的故意销售假冒防疫物资、被查处时故意推诿隐瞒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一方故意的违法行为,足以阻断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该损失与被告的违约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法院支持了原告第1笔的赔偿请求,驳回了原告第2笔的赔偿请求。

  从表面上看,法院是在判断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即违约行为与损失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法律不承认间接损失,这是违约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就如何认定直接的因果关系,其背后却体现了法院对公共政策的分析与衡量。本案中,法院对公共政策衡量在于: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公共政策面前,明确医药、医疗器材终端销售者对其销售的医药、医疗器材的质量进行必要的核验义务,同时防止违法终端销售者通过民事诉讼转嫁损失,强化行政机关在防控疫情背景下对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物资经营者处罚的威慑力。可以说,本案以法律的途径促进公共政策的实现,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2019年11月12日,吴某与成都某物管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约定成都某物管公司将案涉房屋出租给吴某。合同签订后,吴某按约支付了租金等相应款项。2019年12月初,吴某聘请保洁人员前往打扫房间,被告知房间有异味,后吴某委托环境检测公司对案涉房屋的主卧、衣帽间当日的空气质量状况进行检测,环境检测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结果显示:主卧、衣帽间甲醛均含量高于标准值,为不合格;TVOC高于标准值,为不合格。吴某多次就该甲醛超标问题与成都某物管公司交涉,但成都某物管公司拒不处理,吴某无奈之下遂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成都某物管公司退还已经支付的房屋租金22200元、押金3700元、物业费1272元以及吴某为测试甲醛已支出的鉴定费用600元。

  四川自贸区法院认为,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危及承租人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室内甲醛等污染物超标属于房屋“隐蔽瑕疵”,室内污染物超标的房屋不符合居住使用条件,长期居住会给身体带来一定危害,此与合同目的相悖,吴某有权解除合同。四川自贸区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本案判决:判决吴某与成都某物管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年5月15日解除,吴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腾退并向成都某物管公司返还案涉位于成都市高新区智地哥谭2栋2单元17层07号的房屋;成都某物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吴某退还押金3700元、租金6000元、物业费360元;成都某物管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吴某支付鉴定费600元。一审宣判后,双方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在房屋租赁格式合同范本中,对于租赁房屋的环境质量问题,通常没有明确约定。但租赁房屋作为人的工作、生活空间,其环境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标准,能够提供基本的人适宜工作、生活的环境,属于无须明确约定,民事法律和司法应当保障的范围。实践中,承租人在遇到公寓居住条件不达标等情况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法律知识薄弱,维权意识不足,对于自身权益保护不及时。本案通过合理解释法律,保护了承租人正当权益,明确租赁房屋甲醛、TVOC等室内空气污染程度不符合国家合格标准的,属于根本违约,是导致合同法定解除事由。该裁判规则契合了民法典的绿色原则精神,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司法理念。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充满活力的市场也让人口的流动愈发频发。城市人才集聚的同时,经营性房屋引发的租赁合同纠纷呈多发态势,法院受理的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纠纷涉及的法律问题与争议焦点呈现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提供适宜居住的房屋是出租人的应尽之责,这事关承租人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民法典对于租赁关系也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法院通过合理解释法律,明确了租赁房屋甲醛、TVOC等室内空气污染程度不符合国家合格标准的,属于根本违约,构成了房屋租赁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该案裁判充分考虑了当事人的健康权益,维护了的合法权利,为今后类似纠纷的化解提供了借鉴指引,在规范房屋租赁市场合理交易秩序的同时,彰显了民法典的人本主义精神。

  2019年7月22日,陈某(城镇居民,订立合同时48岁)与某国际旅行社在网络上签订《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电子合同),参加该国际旅行社为出境社的“泰国普吉岛6日5晚跟团游”。约定旅游行程包括搭乘快艇前往泰国某岛。还特别约定:“45岁以上游客,一律不允许坐在快艇船头。”2019年7月25日,陈某随团出发旅游。陈某在《注意事项特别声明与人生财产安全告知提示》上进行了签名,该提示第5条载明“搭乘船只提示(如长尾船、快艇、独立汽艇、游轮、泛舟时),请一定要穿着救生衣,勿任意走动,上下船时留意头部,别把头手伸出船外,老人家、儿童、孕妇一律都不要在船头入座,有风浪时都会颠簸,如有意外发生后果请自行负责”。行程第三天,陈某在搭乘快艇前往泰国某岛时,在快艇船头上因快艇颠簸剧烈而摔伤。回国后,陈某前往医院就医,花费医疗费49355.64元。保险公司核减相关金额后,向陈某理赔38142.90元。经某司法鉴定机构鉴定,陈某伤残构成伤残等级10级,后续医疗费需人民币15000元,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陈某花费鉴定费2830元。陈某遂向四川自贸区法院起诉请求某国际旅行社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认为:陈某与某国际旅行社之间的旅游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某国际旅行社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团队出境旅游合同》虽然载明“45岁以上游客一律不许坐在快艇船头”“本人自愿放弃不适宜本人身体状况参加的相应景点或相应活动;若因本人坚持参加而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均由本人自行承担;”,但上述条款为免除自身责任的格式条款,某国际旅行社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尽到了提请对方注意和说明的义务,不发生效力。某国际旅行社也未能举证证明在合同履行中,还充分尽到了对陈某的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陈某的损失,某国际旅行社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是,陈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对于危险具有认知能力,也具有对自身安全的注意义务,且对合理规避自身安全风险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在订立旅游合同之初,陈某明知旅游项目中有乘坐快艇前往岛屿,对其危险性属于常人可以认知的合理范围,应当结合现场状况善意履行合同。而陈某在搭乘快艇时并没有乘坐在船舱内,而是选择坐在颠簸剧烈的船头位置,故陈某受伤也有其自身方面的过错。综合考量双方过错程度、风险防范能力等各方面因素后,酌定确定某国际旅行社在陈某损失的30%范围内承担责任,陈某自身应当承担70%的责任。陈某的残疾赔偿金、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合计106094.74元。据此,四川自贸区法院判决:某国际旅行社公司应向陈某赔偿31828.42元。宣判后,陈某不服,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因消费者在旅游中受伤引起的纠纷较为多发,尤其是境外旅游的履行所涉及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对于如何认定把握旅行社(出境社)的安全保护义务,准确界定旅行社与消费者之间责任边界,对于规范旅游特别是境外旅游市场,保护旅游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四川自贸区法院将旅游合同纠纷归口到天府文创城法庭,施行专业化审理。本案是该法庭运用专业化审理机制办理的一件典型案件。本案中,法院准确理解了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旅行社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规则、原则精神,结合案件事实的具体情况,没有采取“和稀泥”式的裁判,而是认为旅游者在该具体情形中,不仅对具体的危险具有认知能力,具有注意义务,并且在规避控制自身安全风险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消费者在规避自身安全风险方面具有优势的情况下,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导致自身受伤,应当负担更多的损害后果。该裁判根据双方对危险的预见、采取规避措施的能力,合理分配了合同责任,公平确定了消费者与旅行社之间责任边界,对于维护旅游市场健康发展,倡导诚信、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意义。

  该案裁判中,法院对公平原则、过失相抵原则进行了灵活运用,并取得良好的示范效果。本案为旅游合同纠纷,为常见民事法律纠纷。虽然为合同纠纷,但涉及人身损害后果的责任分配,与侵权责任纠纷具有相似性。将侵权责任案件实践中常用的公平原则、过失相抵原则等理论,运用到旅游合同纠纷的审理上,不仅丝毫不会产生法律体系、价值体系上的冲突,反而是一种对民法价值的高度认识与理解。这种跨案件类别的灵活运用,体现了“民法之美”,体现了民法价值内部的天然和谐,其正是《民法典》所规范、所倡导、所要求的民事法律裁判与时俱进的典型体现,对于解决新时代新情况下的新问题,具有建设性意义。特别是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去部分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和稀泥”、“谁弱谁有理”等消极裁判思想,对彻底落实《民法典》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的目标,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泸州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第159425号、第1719182号和第915682号、第10655452号酒类注册商标,使用于“泸州老窖二曲酒”上。在“第100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期间,该公司发现北京某酒业公司的展馆在展销“瀘牌老窖二曲酒”,保定市某酒类公司是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商,泸县某酒业公司是被控侵权产品的出品方。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为由起诉上述三公司,请求赔偿损失30万元。

  四川自贸区法院审理认为,“瀘牌老窖二曲酒”上使用的标识与泸州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枚商标高度近似,容易导致混淆,攀附商标恶意明显,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瀘牌老窖二曲酒”的酒瓶瓶颈、瓶身处标贴的形状、构图、布局、背景颜色和文字的搭配组合方式及贴附酒瓶上的位置与“泸州老窖二曲酒”高度近似,“瀘牌老窖二曲酒”瓶身上标识的商品名称形状、颜色、字体和分布位置亦与“泸州老窖二曲酒”基本一致,以上各要素组合后酒瓶装潢高度近似,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构成“不正当竞争”,形成责任竞合,就被诉侵权行为不判定双重经济赔偿。本案没有证据显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实际损失,也没有证据显示侵权人所获利益,故适用法定赔偿,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性质、涉案商标及产品知名度、泸州某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等因素,酌情确定保定市某酒类公司、泸县某酒业公司承担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共计10万元的赔偿责任;北京某酒业公司作为销售商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亦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理应适用法定赔偿,酌情认定北京某酒业公司承担5万元的赔偿责任。因此四川自贸区法院判决保定市某酒类公司、泸县某酒业公司停止生产侵犯案涉商标权标识和近似装潢的产品,并承担包括维权合理开支在内的共计10万元的赔偿责任;北京某酒业公司承担5万元的赔偿责任;并判令以上三公司公开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会展经济是衡量城市品牌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四川自贸试验区的重要经济产业。当前会展行业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是会展经济发展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需要通过明确司法裁判规则,加以法治规范引导,护航会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案中,虽然“泸州老窖二曲酒”在零售市场上的售价不高,约为每瓶5元。但由于被控侵权产品对案涉商标权利、知名商品装潢的侵权行为发生在全国糖酒会这一会展活动中,会展规模及会展影响范围较大,对权利人合法权利的损害程度也较通常生产、销售侵权商品较大。虽然在糖酒会这类全国性展会侵权案件,基于展会影响力、商标知名度等因素从高从重认定侵权赔偿数额,全力遏制展会中的“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利用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审判指引作用,助力成渝经济圈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赔偿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往往非常隐蔽,权利人所遭受的损害又具有无形性,权利人要想按照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来确定损害赔偿金额,就必须要对此进行举证,但实践中举证是非常困难的。在近年修订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中,也充分考虑了这一点,以提高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方式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力度。就本案来说,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没有因为被诉侵权产品的价格较低而局限于以商品价值确定赔偿数额,而是充分考虑了被侵权的泸州老窖商标知名度和价值极高,被告在展会上展销被诉侵权产品,且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以提高损害赔偿金额、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导向,从高确定了损害赔偿金额。该案中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在法律责任承担方面,不仅判令三被告承担财产赔偿责任,还要求三被告公开刊登声明消除影响,这对于遏制同类违法行为,具有明显的昭示和震慑作用。

  “小龙坎”为全国知名的火锅品牌,四川某投资公司为“小龍坎”文字商标专用权人;其将上述商标授权案外人成都某餐饮公司以普通许可的方式使用,用以经营小龙坎火锅店。经四川某投资公司宣传推广,“小龙坎”火锅品牌先后荣获“成都人气火锅王”、支付宝西南火锅节最受欢迎火锅品牌等多项荣誉,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帅某某作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经营的“高新区狼群小龙坎老火锅店”成立于2017年12月12日,经营火锅店餐饮服务,该个体工商户已于2018年12月19日经核准注销。该火锅店店招为“兄弟小龙坎”,店招处及玻璃窗广告处均使用“小龙坎”横排字样,迎宾台上使用“小龙坎”竖排字样,火锅盆外部、油料罐等火锅店餐具上均有“小龙坎”字样,订餐卡上、竖型广告牌上“小龙坎”字样与“兄弟”“重庆”进行了组合使用,为“兄弟小龙坎火锅”或“重庆小龙坎火锅”。四川某投资公司认为帅某某在其经营的火锅店中擅自使用了与注册商标“小龍坎”相同或近似的标识,构成侵权,将帅某某诉至四川自贸区法院。

  四川自贸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高新区狼群小龙坎老火锅店主要经营火锅餐饮服务,与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餐厅、餐馆属于相同服务类别;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案涉公证书能够证明上述店铺在经营中使用有“小龙坎”字样。“小龍坎”文字商标与“小龙坎”标识字样的读音、字数、含义均一致,且双方的差异也仅在于两种“龍”繁简体字的区别,消费者难以通过该词汇与“小龙坎”火锅店进行区分,故上述标识与涉案商标构成近似。“小龙坎”经过长期的宣传推广,在本行业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和美誉度,被控侵权的“小龙坎”标识的使用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因此,上述店铺在经营火锅餐饮服务中未经许可使用“小龙坎”文字标识的行为,属于侵犯第18096479号“小龍坎”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故四川自贸区法院认定高新区狼群小龙坎老火锅店构成侵权,因起诉时,该店铺已经停止经营。法院酌情判决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帅某某赔偿损失7万元。本案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

  各类新型服务业是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的重要产业。服务商标是服务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依法保障服务业企业享有的服务商标专用权,有利于自贸区商业生态的良好构建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的形成。本案四川自贸区法院通过高效促进四川某投资公司维权,维护了“正牌”小龙坎权益,严厉并有效地制止了山寨品牌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维护了知名品牌的声誉与企业的长效经营。本案的裁判,有利于保护服务业民营企业在经营中创立、维护的知识产权,引导企业依法加强维权意识,防止服务商标权利被侵害,商标权益淡化,同时有利于引导个体工商户诚信规范经营,不得进行“傍名牌”“山寨”知名企业服务商标、字号等行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本案通过法律裁判,也能够有利于警示督促自贸区相关企业依法合规开展经营,净化自贸区商业生态,有效促进自贸区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习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四川自贸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更应当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方面发挥示范作用。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如果企业辛辛苦苦创立的知名品牌得不到有效保护,任由他人进行“山寨”,不仅损害知名名牌的声誉,也严重损害市场秩序与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假冒行为,既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规范市场秩序,让创新创业者在更加公平、开放、透明的营商环境中参与竞争的现实要求。

  四川自贸区法院通过裁判“小龙坎”商标案,充分展示了四川自贸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决心和信心,必将为企业提供更加公平、正义的营商环境。“小龙坎”商标案的裁判,有利于净化自贸区商业生态,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

  乙融资担保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3月15日登记设立,主要经营范围为融资性担保业务,在发起设立阶段,已取得融资担保业务牌照。甲鞋业公司为发起股东,持有40%比例的股权。2012年2月,甲鞋业公司与谢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鞋业公司将持有的乙融资担保公司40%股权转让给谢某。同年9月,甲鞋业公司与谢某又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鞋业公司将上述40%股权转让给谢某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丙印务公司。后谢某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甲鞋业公司退出了乙融资担保公司经营。乙融资担保公司、谢某曾以乙融资担保公司名义申请金融监管部门就上述交易股权变更事宜进行审批,但监管部门以不符合金融行业规定为由未审批通过,因此乙融资担保公司未能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丙印务公司于2019年7月因擅自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乙融资担保公司、丙印务公司系另案债务人而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其均无可供执行财产,遂终结本次执行。由于乙融资担保公司债务未获清偿,影响其登记股东甲鞋业公司的信用,甲鞋业公司遂起诉谢某、乙融资担保公司、丙印务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将甲鞋业公司名下股权变更到丙印务公司名下。

  四川自贸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但变更股权登记属于涉及行政管理的合同履行行为,其是否适于继续履行,应根据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有关程序进行判断。根据中国银监会等7部门联合出台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2010年)及四川省政府出台的相应规定,本案乙融资担保公司的股权变更事项,适用审批制,须经过金融主管部门审批。国务院《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实施后,案涉股权变更不再适用审批制,而改为备案制,但受让股东必须符合该条例中关于“股东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等法定准入条件。本案股权变更事项,在当时未通过主管部门审批;而在目前,拟受让股权的股东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显然不符合行政法规规定的股东准入条件。故本案不宜判令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否则有悖金融监管法规的要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甲鞋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已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自贸区各类涉金融企业较为聚集。自贸区司法审判既要保护金融企业依法开展自主经营,又要注意按照国家维护金融安全的精神,准确贯彻实施国家各类金融管理制度。在本案所涉金融等特殊经营领域,有关法规、规章对参股股东存在准入条件,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应当通过审批,或者受让股东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如违背相关规定,擅自将股权转让给不符合准入条件的受让股东,虽然转让行为并不必然无效,但在法律上面临无法继续履行、股权变更登记无法完成的风险。本案审慎作出不予支持甲鞋业公司变更登记公司股权的判决,在保障自贸区内市场主体的稳定性、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既准确实施了国家金融监管法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亦为自贸区内企业作出有益提示。特别是在特殊领域的公司股权转让,转让股东应善意审查受让股东是否符合准入条件,受让股东应加强合规审查。

  法院在我国不仅仅是金融纠纷的裁决者,而且也是金融风险重要的治理者,司法裁判和金融监管应当有机结合,协同共治。由此,金融司法裁判如何有机适用金融监管规则理应成为金融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共治的重要架构。四川自贸区法院在本案中,对在金融司法审判中如何运用金融监管规则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司法审判的创新意义和价值在于:一是体现和彰显了法院对金融监管规则的重视。在本案中,四川自贸区法院对涉及融资担保公司股权转让效力的裁判中,有效回应了金融监管部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股权受让人资格的规定,认可金融监管部门否定该融资担保公司股权受让人资格的行政决定,维护了金融司法和金融监管的统一;二是彰显了法院对金融安全的重视。防止系统性风险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确立的三大攻坚战,维护金融安全既是防止系统性风险最为关键的举措,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同时也应当是法院金融司法审判的重要目标。在本案中,法院对金融监管规则的认可实质上体现的是法院对蕴含于该金融监管规则背后金融安全的重视,这体现和昭示法院作为国家公共政策重要执行者的定位和担当。三是本案体现了法官娴熟的裁判技术。在本案中,法院体现出民商法规则与金融监管规则的有机结合,体现出对裁决实现的现实考量,这些都反映了法官较为高超的裁判技术和水平。

  2016年12月,案外人某贸易公司与某银行成都分行签订《贷款合同》和《权利质押合同》,约定由某银行成都分行向某贸易公司提供贷款1485万元,某贸易公司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票据金额:1650万元;承兑人:某建筑工程公司西南分公司;收款人:某贸易公司)作为该笔贷款的质押担保。后某贸易公司未按照约定偿还贷款及利息,2018年某银行成都分行向法院起诉某贸易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等,并请求某建筑工程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支付案涉票据款项。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判令某贸易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且判定某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票据享有质押权。但同时认为,该银行主张的票据付款请求权与金融借款债权、票据质押权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另行处理。某银行成都分行遂向四川自贸区法院另起诉,请求某建筑工程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支付商业承兑汇票票款1650万元及利息。某建筑工程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抗辩认为,某银行成都分行的主债权已经获得部分清偿,其债权未清偿部分明显不超过1650万元,即使其承担责任,也不应对全部票据金额承担责任。

  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已经确认某银行成都分行对案涉汇票享有质押权,因此某银行成都分行可以行使本案票据付款请求权。关于某银行成都分行所获汇票项下资金超过其主债权范围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票据记载的票据权利具有不可分性,债权人行使票据权利,当然及于该汇票权利的全部金额。如果某银行成都分行行使票据权利之后,实际受偿金额超过主债权的,属于某银行成都分行与案涉汇票出质人之间另行处理的法律关系,此并不影响本案票据付款请求权的行使。据此四川自贸区法院判令某建筑工程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向某银行成都分行支付汇票票款1650万元及利息。宣判后,某建筑工程公司及其西南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票据是工商业企业交易活动中的重要信用支付工具,具有要式证券、文义证券、无因证券等突出特征。因而票据规则具有高度专业性,票据商事审判,也必须严格遵守专业商事规则,严格依照票据法律规定明确当事人票据权利义务,才能充分维护商事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四川自贸区法院通过审理该案,在明确原告享有汇票质押权的基础上,准确适用票据权利不可分性,准确判定被告对票据上的金额及利息负有全部付款义务,而非原告作为债权人的主债权未受清偿部分承担付款义务,将票据法律关系与票据外的金融借款、担保等基础法律关系有效区隔,防止混为一谈。一方面维护了票据商事规则,督促出票人、承兑人增强信用意识,遵守完全承兑原则,诚实守信,提高其签发汇票被接受程度及企业信用度;另一方面也根据金融借款、担保等基础关系情况,向当事人指出了案外可能存在的后续法律关系如何解决。该案为区内外类案审理提供了良好范例,亦为优化自贸区营商环境提供了良好的商事法律规则保障。

  本案是具有金融属性的商事案件。商事案件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除了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外,在司法原则、思维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熟悉和尊重商事审判一些特有的原则,如外观主义、交易效率和交易安全等。在我国民商合一环境下,票据法等商事法是作为民法典的特别法而存在,如何正确适用对审案法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对商事案件的依法审理和公正裁判,法官应当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首先厘清案件的法律关系。本案所涉核心法律关系无疑是有关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形成的票据法律关系,票据的要式性、文义性、无因性的特点和票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都集中体现于票据法律关系。本案在裁判过程中准确地认定和把握这一法律关系,将它与金融借款、质押担保等非票据法律关系进行了必要区隔,为正确处理当事人争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案裁判的另一亮点是对票据权利不可分的准确判定。票据权利不可分是票据特有的属性,也是票据法上一个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票据属于有价证券,“权利即证券、证券即权利”已经成为证券权利与证券二者关系的共识;票据权利与票据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票据权利的转移与实现均不可分割进行,票据义务也必须严格按照票据记载完整履行。这是确定本案被告对票据上的金额及利息负有全部付款义务的要点所在。准确把握这一要点体现出本案裁判者对商法外观主义内涵、维护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由此也反映出本案准确适用票据法商事规则,严格依法办理的鲜明特色。

  成都某物流公司(甲方)与某保险公司(乙方)签订了《国内货物运输开口保险协议》一份,主要约定:投保人为成都某物流公司;被保险人为成都某物流公司之货主;保险人某保险公司;投保险种陆运一切险;保额确定:保险金额按货物的实际价值加运杂费确定;预计保额:10亿元/年;保险费率:0.2%;预计保费:200万元/年;最低收费:本协议最低收取的保费为144万元;投保方式:投保人在起运当日将“货物运输清单”数据以文本形式发送至保险投保专用邮箱 (1)投保方在货物出仓运输前,将投保信息发至保险公司投保邮箱,作为预约投保通知;(2)投保方在货物装载完毕后,将确定的投保信息再次发至保险公司投保专用邮箱,作为确认投保资料。保险公司以投保方发出投保邮件的时间认可投保;承保形式:除本保险协议另有规定外,保险人根据被保险人每月按时提交的启运通知书,以及相关的保险条款和附加条款承担保险责任;保费结算:月度平均保费12万元,前期预缴保费:12万元,首期保费在2018年8月15日汇入保险公司保费账户,每月依据上月实际投保总额核算保费。最低收费按月支付,分12次结算,即2018年8月至2019年7月间每月15日将保费汇入保险公司保费账户;双方均有权解除或变更本协议,但必须提前15天书面通知对方。

  2018年8月29日,成都某物流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支付保费12万元,之后再未支付保费。2018年10月后,成都某物流公司未再向某保险公司发送投保信息。2018年12月10日,成都某物流公司通过保险经纪人发送书面退保邮件。2018年12月25日,某保险公司向成都某物流公司发出《保险费缴纳通知书》一份,主张其欠付保费48万元,要求于2019年2月1日前缴纳保费。四川自贸区法院受理本案诉讼后,成都某物流公司被四川自贸区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成都某物流公司破产管理人以2018年10月至12月期间,双方未实际存在保险关系为由,对某保险公司主张的债权不予确认。

  四川自贸区法院一审认为:就每一批具体批次货物而言,《国内货物运输开口保险协议》属于预约合同性质,但该合同本身亦属于一份成立、生效并有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开口保险协议中关于“最低收费”的约定系对保险人预期收益的保护性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具有拘束力。该“最低收费”的支付义务并不与保险人实际承保的订单数量挂钩,故即便成都某物流公司在2018年10月后未再向某保险公司发送投保信息,在开口保险协议解除之前,某物流公司仍负有支付该“最低收费”的义务。案涉开口保险协议的解除时间应为2018年12月25日,根据协议约定,2018年8月至12月每月15日应付保费12万元,合计60万元,扣除已付保费12万元,仍应支付48万元,并从2019年2月2日起计算逾期利息。据此,四川自贸区法院判决,确认某保险公司对成都某物流公司享有普通破产债权48万元本金及从2019年2月2日起至受理破产之日止的相应利息。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开口保险协议”在传统上多应用于海运领域,通常属于保险人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的概括性货物贸易运输保险服务。在开口保险协议之下,投保人可以以邮件、通知等简便的方式,通过报送被投保货物基本信息等,成立具体的保险合同,从而无需逐一订立书面保险合同,具有降低交易费用的优点。在国内陆上贸易货物运输中,开口保险协议的应用尚不多见,因协议内容本身引发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更不多见。本案中四川自贸区法院根据合同法、保险法的一般原则和规则,认定“开口保险协议”虽然对具体货物运输活动的具体保险合同而言,构成预约合同,但其本身具有独立合同价值。其最低保费条款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属于预期收益的保护性条款,该协议未经约定程序解除的,对当事人仍有约束力。本案例充分贯彻了鼓励自贸区商事交易规则创新原则和保护商事活动的意思自治原则。本案的裁判有利于保护保险公司针对陆上货物贸易活动的“开口保险协议”的创新,促进陆上货物运输保险交易模式简便化,有效控制陆上货物运输风险,维护自贸区商事交易安全,具有引领性标杆指引作用。本案作为新类型案件,对国内货物运输领域开口保险协议的合同性质、合同目的以及解除条件等问题的解决,也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范例。

  本案案情虽不复杂,但涉及的法律问题仍属需探索创新的。本案主要涉及《国内货物运输开口保险协议》预约合同性质的认定,及该开口保险协议中关于“最低收费”约定下投保人的合同义务。开口保单又称预约保险单(Open policy),指保险人交付给被保险人以明示其订立预约保险合同并受预约保险合同约束的书面凭证。本案中,法庭准确地分析了开口保险协议的法律特征,并依据合同本身和法规精神,推导出开口保险协议既属一般意义的预约合同性质、但在本案中又存在一份具体合同的结论。法庭进而分析该具体合同中“最低保费条款”约定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属于预期收益的保护性条款,未经约定程序解除,则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预约合同,指约定于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本约合同的合同。民法典于合同编通则部分规定了预约合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等,构成预约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这意味着预约合同已经成为我国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

  本案的判决及推理符合自贸试验区司法应维护涉自贸试验区商事主体正常商业交易关系和秩序的导向。法庭在本案处理中借鉴了海运保险相关纠纷的法理逻辑,在全国率先进行了陆运开口保险纠纷的司法审判,该案具有引领指导价值。

  2020年1月22日,某银行成都分行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向四川自贸区法院申请执行四川某制药公司、邓某某、张某金融借款合同,执行标的为1580余万元及利息。执行过程中,法院依法冻结了被执行人邓某某名下银行存款近30万元,查封了被执行人邓某某、张某名下位于成都市金牛区的4处房产。在案件审理阶段,经某银行成都分行申请,依法保全冻结了四川某制药公司未到期债权150万元。2020年2月10日,被执行人邓某某、张某向四川自贸区法院提出紧急申请,称因新冠疫情爆发,现四川某制药公司急需用四川自贸区法院冻结的邓某某名下的银行存款购买复工复产所需防护物资,故请求解除对该笔款项的冻结,帮助公司恢复药品生产,更好投入防疫。

  四川自贸易区法院收悉该案后立即对接沟通,了解情况,经审查后发现,四川某制药公司有员工200余人,因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处于停工阶段。该公司若能快速复工复产将生产大量防疫药品,有效缓解防疫药品不足的局面。为此,承办法官通过电话沟通、阳光执行APP等“非接触办案方式”,促使双方达成了分期履行的和解协议。后解除对邓某某银行存款的冻结,四川某制药公司也已经有序复工复产。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代背景下,四川自贸区法院为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维护经济和社会平稳进行,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提出了“依法保障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正常经营,原则上暂缓采取查封、冻结、扣押、划拨等强制措施,协调申请人同意变更为查控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财产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依法为其恢复生产、获得信贷创造条件”等具体措施。本案即是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贯彻执行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司法政策的典型案例。四川自贸区法院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完成核实情况,促成和解,解除冻结等一系列工作,通过审慎执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与就业。本案集中体现了自贸区法院贯彻落实了善意执行理念,实现了情与法的融合,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平衡利益冲突是实现复工复产之关键。协调化解复杂的利益冲突是民商事审判的核心任务。疫情防控期间,民商事审判执行所涉利益冲突进一步加剧。一方面,企业的资金压力较大,原告希望尽快回笼资金按期复工,需要对被告的资金账户进行冻结。另一方面,被告银行账户被冻结后,也难以展开复产经营。这样看来,保障复工复产的实现,于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故民商事审判执行正面临着协调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法院要立足疫情防控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

  本案充分发挥了法院调解的独特优势。法院调解是一种柔性司法、协商性司法,在协调疫情防控期间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上,相对于法院裁判而言,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是更加契合民商事主体私权自治的要求,突显调解活动中当事人的主体性。二是其灵活、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特点,符合复工复产企业快速解决纠纷、维持正常经营的实际需求。三是调解协议的开放性,不仅可以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存争议,而且具有鼓励交易,甚至为双方当事人构筑面向未来的交易关系的作用。本案中,法院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完成核实情况,促成和解,解除冻结等一系列工作,及时解决了民商事利益纠纷,也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案强化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1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强调在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执行人权益的影响,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上,中政委《关于政法机关依法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的意见》,以及各地法院出台的司法文件,都重申了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本案中,四川自贸区法院依循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严格规范公正保障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了依法履职与服务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

  在线的司法方式满足了纠纷解决新需求。在线诉讼是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行的办案方式,是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和成果应用的进一步深化。网上庭审通过摄像头和麦克风的“屏对屏”,大大降低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司法成本,逐步被企业和公众熟悉和接受。疫情防控背景下,为减少人员流动接触,防止病毒传播,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方面,在线诉讼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本案中,承办法官通过电话沟通、阳光执行APP等在线诉讼方式,充分发挥了在线诉讼方式快捷、低成本的独有优势,也满足了疫情之下,减少人员流动防止病毒传播的特殊需求。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